只要翻閱近期《自然》雜誌，便不難發現多數研究報告是由多人合作發表，其實今年到目前為止，《自然》雜誌刊出約七百篇研究，其中僅六篇由單一作者寫就，其他知名期刊情況想必相仿。
這種情況由來已久，據長期研究科學界發展的學者指出，獨力研究遞減的現象已持續數十年，許多研究者雖然分隔兩地，但志趣相投，與過往不同的是，今日網路資料庫可廣納數百萬篇研究，還有各種分析工具可使用，將彼此相關的知識體系串連起來。
各種因素造就了今日科學界合作發表的風氣，也影響研究團隊的成敗，研究經費資助機構尚未依據這種風氣來決定經費誰予，不過研究者較以往更願意提出暫時性的研究結果。
首先研究者必須自問：究竟是否要與他人合作？單一作者的研究雖然鮮見，但是否會因此提高論文的引用衝擊？為尋求解答，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家烏茲（Brian Uzzi）與研究同事分析自一九五五年以降，共兩百多萬件專利與近兩千萬份研究，結果發現在五○年代初期，引用次數較高的研究報告多由單一作者完成，但後來局勢逆轉，差距也愈來愈顯著。烏茲表示，「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前，科學家孤獨坐在實驗室研究的形象很鮮明，但如今已大不同。」
烏茲不清楚轉變原因為何，但絕不只是受科學界技術日益複雜影響，因為在只需紙筆的數學或人文學科亦然；也不只是因為網路出現，合作發表研究在網路來臨前業已存在，電子郵件誕生亦未造成可觀變化；多人研究也未必就增加了未來老王賣瓜的機會，縱然排除統計中的自我引用，合作發表研究獲引用次數仍然較多。烏茲懷疑可能與各學科專業化日深有關，從而導致趨勢有變：研究人員長久以來常相互交換意見，過往學科範圍較小，掛名作者與否並非成就指標，名聲是因口耳相傳起落，對於誰提出精闢見解，每個人也心知肚明；但如今學術圈廣大無邊，此種私下交流已難發揮作用，人們除了要爭取口碑，也得列名在白紙黑字的研究作品中。
縱然要選擇合作對象，該找同行攜手？抑或跨領域搭配？究竟該建立長期關係？抑或不斷更換研究夥伴？
研究顯示，這些問題需經仔細權衡後決定，並無明確教條可依循，研究團隊揉合了專業、多元、傳統、新意，才能達到最成功的境界，研究人員也在努力求取其間平衡。
一九七五年至二○○五年間共有四百二十萬份研究發表，烏茲及研究團隊從中選取樣本，依據研究人員獲引用次數為各大學分級，結果證明研究者若與同等級或更高等級機構的人員合作，研究成果獲引用次數便較高。
烏茲六月份在英國一場會議中表示，「跨界合作與研究成果的優劣似有關聯」，英國瑪麗皇后大學的潘札拉薩（Pietro Panzarasa）在同場會議中指出，他分析了二○○一年英國企管研究範疇內，八千三百六十位作者完成的九千三百二十五份研究報告，結果同樣證實跨機構研究的平均引用衝擊較高。
中間地帶
潘札拉薩的研究亦探索論文專業程度，首先分析報告關鍵字，其次分析合作發表者涵蓋學術領域的廣度，他指出，社會科學家對於專業化的見解分歧，「雖然對產量及所得有利，但證據亦顯示做通才要付出代價」。潘札拉薩掌握的資料亦認為，獲引用次數最多的報告作者，大多時是與自己同一學科內的其他研究者合作，要不就是那些與許多跨學科研究者的合作者。但假若作者既非專在一個領域，跨足合作涵蓋的領域範圍又有限，論文獲引用次數通常最低。
潘札拉薩表示，「高度專業化有助提升學科內的名望與掌控知識趨勢，而廣泛合作則可利用不同學科的各種資訊，但若身處這兩極之間的灰色地帶，除非擁有優秀的跨學科處理能力，否則最好還是固守既有學科比較安全。」
最成功跨領域作者尋找的合作對象，通常也常與他人合作，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。潘札拉薩認為，若這種同仁間的聯繫消失，身處其中的研究者必會在眾多資訊洶湧間滅頂。
不過他在分析後亦發現，高度專業化的研究者只需稍微拓展視野，即可完成更多屢獲引用的論文，這也像是社會科學家所說的「中介者」，將少有互動的研究者或知識領域串聯起來。在潘札拉薩的樣本中，專業中介者所促成的研究論文都廣獲引用。
「參與計畫的大學總數愈多，研究無疾而終的機率愈高」。
—–康明斯
從以上研究成果看來，若決定要展開跨領域合作，吸納愈多主題與研究者進入團隊似乎愈好，但實際不然。上述分析都是在尋找已發表作品中合作發表模式，故一開始便帶有偏見，因為這些研究只專注於已發表的論文，換言之，若研究團隊成員過於廣泛，也可能導致失敗命運。
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康明斯（Jonathon Cummings）追蹤逾五百件計畫，這些計畫都獲得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訊科學的研究計畫贊助，也都組成橫跨自然、社會與電腦科學界的團隊，康明斯發現成員背景最多元的團隊平均而言效能最低，「參與計畫的大學總數愈多，研究無疾而終的機率愈高」。
研究作者網絡的美國哈佛醫學院數學家亞貝斯曼（Sam Arbesman）指出，若將跨領域研究視為高風險、高報酬事業，便能理解上述現象，「多元不等於更好，結果可能會走向極佳或極劣的兩種極端」。不過仍有方法能降低失敗風險，康明斯發現，主要研究者如果以往具備合作經驗，研究成功機率便會提高，因為成員已歷經相互熟悉的初步階段，康明斯表示，「彼此熟悉便已具備極大價值。」
展現天分
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訊科學研究計畫負責人伊雅可諾（Suzanne Iacono）說，「我們能分辨出哪些計畫是急就章而成，我們可不會把一千五百萬美元獎助金，給予從未合作出成果的團隊」。現今的計畫都要求提案必須包括團隊組成方案，伊雅可諾則表示，「我想更了解為何加入更多的學科，知識產出品質反倒下滑。」
每個人只說彼此想聽的話，卻遮蔽了研究表現的真相。
合作研究成敗之間的界線很微妙，人們通常不易察覺，因為成熟的團隊常會盡力尋求共識、避免爭端，學術網絡研究者稱之為「共鳴室」，每個人只說彼此想聽的話，卻遮蔽了研究表現的真相。
為避免停滯不前，科學家建議研究團隊應不斷注入新血，最理想人數則取決於團隊規模，匈牙利科學院物理學家帕拉（Gergely Palla）與其研究團隊去年發表研究，分析在arXiv系統發表的物理學研究作者網絡，結果顯示若成員流動比例較高，總數約二十人的研究團隊可維持時間較長；但若團隊人數僅三至四人，則以穩定為重。帕拉認為在大團隊裡，人員進出在所難免，但若沒有大幅變動，團隊便可延續，當然這與成果品質未必相等，但帕拉表示，「很難想像長期研究結果會是一堆垃圾。」
人員流動對小團隊也有益，西北大學科學家亞馬拉（Luis Amaral）與團隊為研究作者與他人合作經驗，收集自一九五五年至二○○四年間，包括社會心理學、經濟學、生態學、天文學的三十二本期刊，十一萬五千位作者發表的近九萬篇論文，發現在高影響力的期刊內，重覆合作比例明顯較低。
亦參與這項研究的烏茲指出，人們選擇合作夥伴，通常有兩種不同選擇，一為經歷與資源豐富的高知名度人士，另一為擁有大量時間與能量心力參與的新手，關鍵在於如何求取平衡，烏茲說，「依據經驗法則，團隊中最好有五至六成為重覆合作者，六至七成為現職研究者，如此研究便可以橫跨四大學科領域。」
不僅科學界如此，百老匯音樂劇亦有相同現象，通常需六位專家合力完成一齣音樂劇：作曲、作詞、撰寫對白、編舞、導演與製作人，在最叫好叫座的音樂劇裡，創意團隊成員流動率不高，亞馬拉認為或許在任何集體活動中，都有類似影響結果的團隊法則，「但我們還需要大量資料進行分析」。
許多不同機構都希望烏茲提供最佳組織規模建議，他說，「有大學校長致電，問我該投資在哪些領域」；企業也在尋求組織工作團隊的訣竅，創投業者想知道下個熱門領域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代表想了解，這些研究是否有助於決定贊助對象；烏茲也獲邀前往《自然》與《科學》雜誌，兩份期刊都希望能找到引用衝擊最高的論文。
最先發表的引用最多?
論文引用與學術地位之間的模糊關係也令人注意。現有趨勢為論文獲引用次數愈多，就容易吸引更多引用，但其中並未考量品質問題。密西根大學物理學家紐曼（Mark Newman）九月於網路上發表的文章，指出研究在引用上「先驅者優勢」的效應，結果發現與研究品質無關，在新領域先發表的論文獲引用次數比後進者多。他提到，「若說得較極端，科學家若希望名聲大噪，針對來年熱門領域發表品質平庸的論文，效果可能比在今年熱門領域發表卓越論文更好。」
當然還有其他網絡因素必須考量，美國印地安納大學的波納（Katy Börner）研究網絡與資訊視覺化，他分析自一九八二年至二○○一年美國國家科學院論文集內所有論文，發現美國作者較常引用鄰近地區學術機構的論文，她說，「每位研究者均閱覽無數，但到了要彙整引用書目，作者會考慮未來和誰見面比較容易。」
此種因素成為利用網絡分析的一大阻礙，國家衛生研究院系統評估部門主管杜蘭（Deborah Duran）指出，目前無法運用此種技術判斷合作發表研究的可能成效，「我們能看出模式，但不明白意義何在。」
田納西大學的理論生態學家葛洛斯（Louis Gross）亦認為，「計算引用數很難評估社會網絡效應，網絡分析確有潛力，但仍需整合大量社會科學，才能公平應用這些分析結果」。葛洛斯亦分析歐盟委員會的獎助金申請案，他指出，歐盟的考量在於若獎助機構過度鼓勵國際合作，將阻礙機構與成員國內部的發展。
不過杜蘭主張，學術網絡研究並不會成為「科學管理的新顯學」，國家衛生研究院已運用Discovery Logic公司開發的資料探勘工具，分析獎助金、論文、引用專利與產品間的關係。杜蘭認為，學術網絡研究未來可用於追蹤新構想的散佈、尋找資訊傳遞最佳模式，或針對人脈廣闊的個人開發新研究主題。
科學家真的可利用這些研究成果，讓才能與天賦發揮至極致嗎？亞馬拉表示，這類研究或可幫助新進科學家不再過度重視引用數，找到更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研究團隊。目前獨力從事學術網絡研究很困難，不僅需要訂購ISI等資料庫，還得擁有大量電腦計算功能，都不是一般研究生網絡搜尋所能企及；不過現狀即將改觀，波納的團隊將釋出分析學術網絡的開放碼工具，讓研究者可利用Google Scholar等免費軟體，再搭配印地安納大學資料庫裡，共兩千萬篇論文、專利與獎助金資訊，甚至包括書目檔案。
無論科學界合作研究策略如何調整，總會有獨力研究的空間，學術網絡研究之父普萊斯（Derek de Solla Price）於一九六三年指出，若當時趨勢持續不墜，到一九八○年獨力研究在化學界就會絕跡，許多學科或許很接近這個情況，但絕不可能完全終結獨力研究。佛萊曼（Matt Friedman）是芝加哥大學古生物學研究生，也是《自然》雜誌今年六篇獨力研究論文中，其中一位作者，他表示，「在科學研究路途上，必然會有他人相助，但知道自己能由始至終的完成研究仍令人欣喜，這證明自己有能力從事科學研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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